中外合作大学招生规模不大，同时师资雄厚，这使得本科生的小班教学、课堂上高质量的双向交流成为可能，甚至低年级本科生可以给教授做研究助理。

　　2004年，英国诺丁汉大学与浙江万里学院合作的宁波诺丁汉大学正式创建，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与国外高等教育资源相结合的先河。

　　截至目前，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大学共9所，包括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上海纽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和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均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采取综合评价体系进行本科招生，不再唯高考分数论英雄;本科入学时不分专业，学生可在学习一段时间后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再自主选择，或者转换专业的门槛很低。这些对中外合作大学的本科生几乎是一种“常态”。

　　这9所国内高等教育的“闯入者”曾遭受水土不服的质疑，但从招生来看，一些中外合作大学的生源正越来越好，甚至已吸引到高考状元，从产出来看，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进入世界名校深造。

　　这9所新型大学，能否成为“鲶鱼”，搅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

　　从“水土不服”到“鲶鱼效应”：中外合作大学进入收获期

　　宁波诺丁汉大学。-IC photo-

　　“不出境留学”是什么体验?

　　2017年，张可可(化名)在重庆参加了高考，比一本线超出了30分。

　　这个分数略有些尴尬，选择面其实并不大，能去一些张可可以前没听过的211高校，最后，她索性选择了西交利物浦大学。

　　西交利物浦大学位于苏州，由西安交通大学和英国利物浦大学于2006年合作创立，在重庆以及中国的绝大多数省份，采取高考统招的录取方式。

　　“西交利物浦的知名度虽然不高，但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在前900，而且利物浦大学的QS排名在100多，将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会有优势。”张可可说。

　　顺利被录取的张可可，对学校最大的印象是自由：每周只有18个小时的课时;大一结束后可以自由转专业，除了会计、经济、建筑等少数专业之外，其他课程随便选;宿舍里可以添置洗衣机、冰箱之类的大家电，也没有辅导员、宿管的“管束”。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活很轻松。张可可说，图书馆、教学楼基本每天都会被占满，英国学校打分很严格，满绩分数是75分，想要上70分甚至65分都非常难。18个小时的课时之外，同学们大多数都在抓紧自学。

　　如同张可可一样，大部分人都想好了将来要申请国外的学校念研究生。张可可说，“不想出国读研的人应该很少。”

　　根据西交利物浦官网的消息，2018届毕业生中，超过86%选择了留学深造。

　　张可可说，大一上学期，除了英语课之外用中文授课，到了大一下学期，就开始全英文授课了。学校有30%的外籍老师，中国籍的老师也基本有在英国留学的经历。对于想要出国深造的学生，这样的大学经历可以帮助他们将来更好地适应。

　　“国际化”无疑是中外合作大学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对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学生们而言，本科期间世界名校就已经“触手可及”。去剑桥大学、杜克大学上暑课，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交换生，甚至去美国的学术会议上做演讲，成为很多学生拥有的经历。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曾在接受学府考研老师专访时介绍，我们的对外交流做得不错，跟国外包括明尼苏达大学、剑桥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在内的学校建立了联系，学生可以去交流、学习;在师资招聘方面，引进了大批的优秀教授，在教授水平方面，我们的标准是向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看齐。

　　诺奖得主给本科生上课

　　如果以录取新生的高考分数作为标准，中外合作大学的生源呈现越来越好的趋势。

　　今年4月，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永久校区竣工，学校进入了招生的第三个年头。该校校办主任向学府考研老师介绍，从过去两年的招生情况来看，在广东以外的省份，录取学生的高考分数，基本比一本线高出80-100分。

　　2018年昆山杜克大学首次招收本科生，当年就吸引了山东省的理科高考状元。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从2014年开始招生，从2018年的生源情况看，理科平均分超过各地一本线133分，文科平均分超过各地一本线82分;15个省的文科最低录取分排位在前0.5%，15个省理科在前1.5%以内，英语平均分高达138分。

　　徐扬生告诉学府考研老师，招生的整体情况一年比一年好。

　　除了国际化程度高，重视本科生教学，是徐扬生认为中外合作大学吸引力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他说，“我们每一年会更新教学内容，因为世界科学、经济形势是在不断发展的，教育也不能一成不变。在一些学校，80%以上的教学内容是30年前的东西，这在我们这里是绝对不允许的。”

　　一些中外合作大学定位是“小而美”，招生规模不大，但同时又有着雄厚的师资，这使得本科生的小班教学、课堂上高质量的双向交流成为可能，甚至，低年级本科生已经能够给教授做研究助理。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朱建征向学府考研老师介绍，校长、副校长乃至诺贝尔奖得主都在给本科生教授课程，这在很多学校是不可想象的。

　　相对应的，9所学校的学费从4万到十几万不等，相比国外高校并不高，动辄是国内大多数公立大学的数倍不止，当然一些学校提供了一定的奖学金。

　　毕业生的去向，进一步释放了中外合作大学的品牌效应。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迎来经管学院的268名首届本科毕业生，据学校披露，63.64%的毕业生攻读Q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直接就业的87人，工作单位集中在大型跨国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平均年薪13.75万元。

　　“国内的中外合作大学的势头应该是非常好的，目前大家科研的成绩都还不算出色，但是对人才的培养重视程度是很高的。”朱建征说。

　　“现阶段，我们先把人才培养好了，这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朱建征说。

　　高等教育改革的“催化剂”

　　对于学生而言，中外合作大学提供了介于念国内高校和出国留学的第三种选择，而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中外合作办学被寄予带来竞争的期待。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酋民曾表示，中外合作大学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引进中外合作办学资源，去改进国内的高等教育状况。这些学校不希望成为国际学校的分校，也不希望成为国际学校的一个教学点，而是希望成为一所相对独立的大学，一所世界认可的国际大学。

　　席酋民说，中外合作大学虽然在数量上仅是国内大学的冰山一角，但对发展新型教育理念却起着极为重要的探索作用。和早期的中外合作企业一样，相当于在羊群里放了几只狼，通过这样的中外合作大学来唤醒更多学校。它并不仅仅是对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的一个简单补充，更像一种“催化剂”，像高等教育面团里的“酵母粉”。

　　从录取方式来看，中外合作大学不再“唯高考分数论”，大多数本科招生采取的是综合评价模式，高考分数占50%或60%的比重，其他的看考生在学校组织的综合测试中的表现以及高中学业成绩。

　　以上海纽约大学为例，学校创立了“校园开放日”招生环节，于每年春节后举行，主要通过模拟课堂、英文写作、团队活动、个别面谈等环节，全面评价学生各方面综合能力和素质，全程用英语进行。

　　其他方面，朱建征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自立校开始，就是本硕博一起招生的;只要教授有相关的资源，招收硕士、博士相对不受限制;研究生招生参照的是国外的申请制，学生要有雅思、托福成绩。

　　有乐观的观察者认为，中外合作学校就像一条鲶鱼，能够搅动本科教育体制，让大学之间真正地竞争起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一贯主张高校要有多样性的招生标准，打破单一的评价体系，但他表示，如果仅仅靠现有的这9所学校，效应有限，“它们的招生总量在中国高校中占比还比较小”。

　　未来中外合作大学的规模会不会继续扩大?储朝晖说，国外一些顶级大学已经经历了规模扩张的阶段，来到中国开分校的动力并不是很强。已有的9所中外合作大学，其实很大程度是靠一些特殊因缘来推动的。

　　“应该说教育开放的大趋势是不变的，但具体办一所学校，还要取决于动机、可操作性以及合作之后的效果评估等，并不容易。”储朝晖说。

　　朱建征也告诉学府考研老师，中外合作办学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体制的对接、办学模式的冲突等。“很多东西只能一步一步来，我相信，教育会越来越开放。”朱建征说。